财新专栏作家李弘｜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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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代内城图》，如果真的是15世纪中期出现在北京，那么它怎么能在年后，流传到英国的皇家学会，在伦敦被印制刊行？这件事的原委，还得从法王路易十四派到大清宫内传教的神父谈起。红墙围起来的皇圈圈里，当年行走着一批金发碧眼的洋人，他们对帝国舆图、京城地图的制作，以及京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，起过不可小觑的作用。
大清的血统是东北的满族人，他们没有像前朝的皇帝那样，对传教士充满戒心。尤其是在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几朝，紫禁城对西方来的传教士，门始终是开着的，甚至把他们奉为上宾。这些在宫中行走的神父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圈子，即属于“神圣罗马帝国”的国家，有意大利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比利时，从人数上说，最多的就是法国人。你可能注意到了，这里面怎么没有英国人啊？对的，没有。因为英王亨利八世在16世纪与罗马教皇打架，早就脱离了天主教会的管辖。在耶稣会士的行列中，当然看不到英国人的身影。当年的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，实力强大，野心勃勃，渗透中国的劲头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国家。
在任何一个朝代，想混入皇帝的圈子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中国人自己，又要科考殿试，又要买官觅爵，想法设法，也不一定成功，更不要说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人。异教的法国人，能够大模大样地进入规矩深重的紫禁城，除了是因为他们靠着路易十四的背景，顶着“国王的数学家”的头衔，还有一个庆幸的因素，那就是此刻的大清，出了一位具有睿智远见的皇帝——圣祖康熙爱新觉罗?玄烨。他对外部世界和启蒙科技有极大的个人兴趣，不但拿出自己的圈子与人共享，还把紫禁城带进了一个文明交汇的圈子。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法国神父和康熙皇帝走得很近，一起出行打猎南巡，征战西疆，还被请去住在了紫禁城。这样的待遇要是发生在今世，肯定令人受宠若惊，喜不自胜，早就炒到全地球无人不晓。但传教士千里迢迢来找皇帝，兴奋点并不在这里。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时代起，下至汤若望、南怀仁，神父们为了信仰这个伟大的事业，甘心在紫禁城里为皇上提供“义务劳动”，目的是曲线助教。如果能说服一统天下的皇帝先带个头，皈依西方的天主，那对减轻传教士在天朝各地遇到的抵制与困难，无疑有着事半功倍的效用。
法国传教士里有两位神父，一位是来自勒芒的白晋（JoachimBouvet，—）年，另一位是来自凡尔登的张诚（Jean-Fran?oisGerbillon，－），他们都有着殷实的家庭背景，又受到过良好的教育。为了曲线助教，他们在康熙身边着实花了功夫，为做好“非本职工作”尽心竭力。
例如，康熙曾把他把父亲顺治皇帝的寝宫，改成自己的教室，两位教授就在那里向皇上传授数学、天文、解剖、哲学知识。说到皇帝高兴处，大家常常是一坐几个小时。康熙允许他们不必拘泥君臣之礼，畅谈东西，话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、科学艺术、奇风异俗、还有法王路易十四治理国家的丰功伟绩。白晋在紫禁城里曾陪着康熙和孩子们一起游乐，听徐日升神父在殿前弹琴，还曾一起给皇太子上课。皇上不时冒出一些出格的想法，令神父们印象深刻。比如有一次，康熙生了病，神父们给他吃了西药奎宁，病就好了。痊愈之后，皇上突然起了创意，要和神父们在紫禁城里办联合药厂，制造奎宁。又有一次，他问神父风力怎样可以被人利用？第二天圣旨来了，皇上要在宫里开辟了一块地方，请中西能人一起上阵，打造西式的大风车。久而久之，神父们可以进出皇帝居住的内室寝宫，观察皇帝的睡房里墙上挂了什么画，摆放了什么物品。在太和殿里，皇帝上朝，听大臣们就奏折进行申辩，传教士们也不需避讳，他们可以穿着同样的朝服，站在皇上御座边上旁听。他们看到过朝廷的家丑。有一次，一帮大臣被罚跪在地上，康熙不高兴，他们就是不敢起来，狼狈极了。
他们也在更重要的事务上为皇上效劳。白晋曾为康熙帝出使，回到欧洲招募传教士。张诚庙堂为官的履历更加辉煌，他曾随康熙亲征葛尔丹，奉命为钦差大臣随朝廷大员赴蒙古处理土地事宜。年，皇帝亲旨张诚为政府使团的成员，参与大清与沙俄《尼布楚条约》的谈判。翻开中国外交条约史的第一页，就能看到他的名字。
在皇圈圈里效命的日子，神父们内心无法抑制对传播圣教的焦虑。张诚说，他走了大半个中国，但难以打开当地受众接受上帝救赎的心。神父们不停地祈念，仁慈的主啊，请普降福音，滋润这块土地上翘首期盼的众生。
显然，要打动圣上唯我独尊的心，神父们的功夫还没下到。一件更大的“世俗”的事业，还在等待他们的投入，那就是为皇上的帝国绘制舆图。在尼布楚之行期间，张诚向皇帝提出过测绘地理状况的建议。他觉得中俄在边境为土地打仗，但大清对边疆的山水地貌和面积大小，其实不甚了了。康熙皇帝在平定南方的三藩之乱时，已经敏锐感觉到自己手里的地图，有毫厘千里之差，心中颇为郁闷。现在“国王的数学家”就在自己的身边，测绘国土，皇帝还能找到比法国人更称职的专家吗？结果无须远劳，这件事情就落到了法国神父们的头上。
大清的《皇舆全览图》因此降生于世，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，它是一座里程碑式的大作。康熙说自己为此事费三十余年心力，始得告成。其实至-年，大清的京畿地区，附近的长城、河流、要塞、关口，都精确测量过了，满洲西部、奉天、朝鲜北部，黑龙江；然后是山东、北直隶、晋陕甘，最后是中原十八省，地理实测和地图测绘全部完成。这些成果被送到了法国，制成了铜板，巴黎的地图大师当维，就是以《中国新图》一大册，名声远播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一大册精工制作的地图里都没见到帝都北京的新图，因为康熙对自己的龙居之城，并没有猜谜的兴致。
邀请当维来制作地图的法国大学者杜赫德（Jean-BaptisteDuHalde），于年编著了一本关于大清的新书——《中华帝国全志》，书中有一张黑白的北京地图，依据的也是法国人在康熙朝的国土测绘。我第一次看见这张地图，是在一个旧书店里，那本厚重的大书纸黄页碎，基本散了架子，店主说它已经没有什么收藏、保留价值。那可是真的，除了这张地图。
杜赫德的京城地图。占了一页纸的上半部。
猛眼一瞧，《杜赫德地图》与第10节中的“圈圈地图”很相似，除了几层城墙，其余的等于空城记。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在《明代内城图》的基础上，用他们测绘的技术，把北京市内的主要建筑勾勒出来?《明代内城图》上有多个地标，其中皇城有64个，紫禁城有23个，但《杜赫德地图》上只有16个地标，在制图的详尽水平上，显然是个倒退。
只有知道了当时朝廷的规矩，我才能谅解杜赫德的倒退。这不是学者的有意省略，是因为神父们手里还没有帝都建筑的细节。扛着仪器爬上高山峻岭去测绘，那是皇帝交代的任务，但是要在城里搭架子，窥探市井民情，没有圣旨，那可不行。换句话说，神父们可以在紫禁城的皇圈圈里行走，不意味着他们在皇城、内城、外城有同样的自由。他们进出每一个圈子，皇朝的规矩都必须严格遵行。半个多世纪以后，直到第四代皇帝乾隆上位，法国人才有机会突破圈圈禁地的掣肘，绘制了《乾隆京城全图》。
不过《杜赫德地图》有重要的新看点。第一，它的边注用两个地标，说明了北京在地球上的经纬度。图上标号为11的地方，即葡萄牙传教士学院（CollegeofthePortugueseJesuits）,位于北纬39，52”54’；标号为9的地方是法国教堂，它的位置在北纬39，54”0’，东经，20”45’。它还说明了北京在经度上与巴黎与伦敦的差异。这些信息，应当是神父们测绘大清国土的副产品，虽然康熙不感兴趣，但法国人没有忘记把它们公布给海外读者。
第二个看点，是它画出了17世纪末北京的三座教堂。第一座是位于宣武外大街的天主教堂，它是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创建的，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又在旧址上重建。第二座是坐落东城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天主教福音堂，是顺治皇帝年赐给利类思、安文思二位神父的，他们都是意大利人。这座教堂后世称被为东堂。这两座教堂，今天都还在原址未动，仍旧有虔诚的教徒前去做弥撒。这第三座教堂，后来被称为北堂，是耐心忠诚服务康熙的法国神父，最终得到的皇恩浩荡，是一件令法国人骄傲，其他人欧洲人嫉妒的报偿。
在白晋、张诚行走于紫禁城的几年中，法国的耶稣教会一直不停诘问，你们怎么还没有在北京设立神堂，而总是做一些和天主福音不相干的事情?神父们则在不停地写汇报，解释自己的顺从和服务，尊崇中华礼仪文化，一定能赢得机会，劝谕君王向主靠拢。罗马的教皇，一直以来也在不停挑起事端，攻击异教边民的传统礼仪，中国人祭祀亡人的礼教，是他们抓住不放的目标之一。法国神父觉得自己使命在肩，一肩担教皇正统的教义，一肩撑中国的传统礼仪。他们因地施教的策略能否成功，就取决于自己能不能“摆脱”皇帝的信任，同时得到皇帝的恩准，搬出紫禁城，在京城名正言顺地吸收信徒，服务教民。
白晋与张诚的苦心，最终感动了上帝，唤起了皇帝的恻隐之心。年，在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，康熙慷慨地赏赐给法国神父们一片房子。这一年的7月12日，留起了满人发辫、身着朝服的神父们如愿以偿，搬出了紫禁城，住进了自开门庭的四合院。不久，感谢主，皇帝又恩宠有加，允许他们在住地附近盖一座教堂。从《杜赫德地图》上可以看出，南堂和东堂都在皇城之外，只有法国人的北堂，建在了更接近皇家圈子的皇城里边。当年如果你能诡异地绕过清兵的守卫，爬上景山，眼前就能看到和故宫角楼差不多等高的法国教堂钟楼。
其实康熙爷当年的这个决定，曾遭到了朝臣的剧烈反对，他们对异教在这样的近距离散布信仰，心怀戒备。那么为什么皇上给了天主这么大的面子？后世的学者们分析，这里面有清朝统治者深刻的考虑。自元代以来，北京就是一座寺庙林立的教派之城，满族人的合伙人蒙族王公、藏族活佛在清初又带着喇嘛教来到这里。神父认为，政治上深思熟虑的康熙皇帝，不想让喇嘛教一家独大，于是年颁布《允教敕令》，目的是用耶稣来维持各派宗教的平衡。十八世纪之交，中国基督徒增长到30万人，共有分属各个不同教派的64位传教士在华，全国的大小教堂超过二百来座。这些数字，证明皇帝的教派平衡术行之有效。北堂的运气，
既是神父们效劳的结果，也见证了康熙皇帝的睿智远见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法国人的出现，王才知道了自己的土地有多大。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三座教堂的出现，明白宣告，非王之臣已经在此落脚。这样来理解，《杜赫德地图》划分了一个时代。从今以后，帝都，还有大清的地理与人文，都得以援引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去解读。
尽管在京少了点活动自由，对志得意满的法国神父们来说，年是个顺风顺水的年份。就在这个当口，白晋带着康熙皇帝的嘱托和45箱子书籍，在五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搭上了返回故国的商船。在他的行囊里，还装了两件珍品，一件是他自己绘制的康熙皇帝画像，它将作为礼物，献给伟大的法国君王路易十四。另一件，我想就是《明代内城图》，那上面真实的帝都信息，比白晋的嘴巴还要可信，一定会给巴黎的地理学家带去惊喜。
英国的皇家学会，自言是从法国的地理学会搞到了这张地图。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，此刻已经在大西洋、印度洋、南海上乘风破浪，把广东福建的茶叶丝绸成吨运往伦敦。但是说到与东方帝都的文化交流，他们还是谦卑地向法国人付出了版权费。
作者为资深投行人士，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，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。
专栏连载：
伦敦的建出自我：
在伦敦，各种思想都可以找到萌生的土壤，包括践行约法、议会政治、君主立宪，互不服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。经济、文化、艺术领潮的实验，总是首先在这里掀起波澜。这座城市的精神，简而言之，就是活出自我。
巴黎的形象工程：
世界上哪里是第一座最为开放的王城?第一张专为游客指路的地图产生在何处？答案是十七世纪的巴黎
帝都民都主题变奏：
写字台前，我与一纸古都地图相视而坐。“哎，人们又在称呼你的名字啦，”我默默地说。称名意味着怀念，怀念的真谛就是当知来处
收场不等于历史收声：
此时的北京，议员们悄无声息走出资政院的大门，没有一个镜头留住他们寂寞的背影。现代立法机构在中国第一次实践，也是20世纪中国的议会政治改革前奏，就这样黯然收场。然而，悄无声息的离去，消除不了场内的余音，尔时收场不等于在历史上收声。
国人学会了大请愿：
街头的人流，被人揶揄为不足救亡，徒自扰攘，荧惑观听者，仅此而已。和平的请愿得不到回响，会馆里的立宪分子全都离开了京城，不过数月，他们就到武昌和南京追随革命党去了。
新政挂牌的新地标：
一定要把翻了牌儿的地标刻在城图上，刻得很清晰，刻得很高调。他们就想要人们永远记住，当年的改革是真实的。假以时日，大清一定有救，中国一定也有救。
舆图出自谁的手：
他希望看到光绪开拓的事业后续有人，拿八月初一日的“通谕”真当回事。起码，他相信皇历上还会有宣统九年，将来，会有大清皇家议院开张的那一天。
光绪皇帝有话要说：
别看那么多圣旨，其实都是装装样子，朝廷从来没有真心诚意想过让权。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地图上的逛街，手指滑得挺远，脚底下其实没动地方。
学了西洋学东洋：用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来为改革摇旗呐喊，诠释朝政的意图，在中国在外国，在前朝在现代，不乏先例，但《最新舆图》仍然让人耳目一新。
没有天际线的大村庄:
天际线圈出的空间，是市民工作生活与娱乐的公共空间。而中轴线圈出来的土地，是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领地，是一统天下建筑理念的辉煌。想想两条线的差异，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，游客还是京爷都会认同，清末的北京的确落伍了.
洋路牌是生不了根的：
洋名路牌树错了地方是生不了根的，最终要被本土文化的洪流，冲刷得无影无踪。
不成气候的金融街：
这条商业文化浓厚的小街，十九世纪晚期涌来了一波金银潮，不是来自达官贵人的参差宫殿，而是来自西方的商业银行。
百年前这里叫玉河：
老外们过去吃过天高皇帝远的苦头，早就悟出来，圣旨出了京城两里地就要走样。我们就要住在二环内，就要在皇城脚下，与五府六部的衙门为邻。
洋人到北京，皇上去山西：
精明的买办早就料到，清军绝不是洋人的对手，英法早晚要打到北京。但是皇上也绝不会放下“天下独尊”架子，和洋人坐下来为原则讨价还价。
：北京的冬天冷得紧呢：
这句话，是乾隆内阁大学士和绅，提醒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噶尔尼勋爵听的。在使团团员的眼中，泱泱东方大国是头号大市场，富足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消费者。他们需要摸清楚一个国情，也是一百多年前荷兰人没有回答的问题，即开放了的中国人需要什么?
洋人地图里的中国帝都：
几百年前，地图上的信息就意味着情报，地理知识的保密犹如保卫今天的网络安全。没有地图，洋人就找不到进入帝国心脏的大门，起码，朝廷里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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